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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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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春, 王福春(1943—),毕业于中国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,曾任哈尔滨铁路科研所摄影师、编辑。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中国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2002年从哈尔滨迁居北京,现在为自由摄影人。拍有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、《中国蒸汽机车》、《黑土地》、《东北人家》、《大东北》、《东北虎》、《中国人的故事》、《地铁里的中国人》、《天路藏人》等摄影专题。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,第三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得主,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“德艺双馨”优秀会员。2000年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应邀参加丹麦奥胡斯IMAGE形象艺术摄影展馆大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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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春:记录旅途中的人生瞬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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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春


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,20世纪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,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、编辑。2002年迁居北京,现为自由摄影人。2016年,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获美国洛杉矶中国摄影节社会纪实摄影杰出贡献奖。


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。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。参加工作后,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,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从事摄影工作后,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。


今年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我的这本摄影集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。 


在旅客身上看到自己的童年


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,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,满身汗泥,倚在车门头,站着就睡着了。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,我不能给她帮助,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。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,我的心被刺痛了,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……


1995 年7 月,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,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,小女孩哭喊着,死活要跟妈妈去,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。列车终于启动了,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,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,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。透过车窗,在阳光照射下,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,我被感动了。这就是母亲,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。


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,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,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,一直响在耳畔,使我想起了自己3岁那年失去母亲,五岁那年失去父亲。那时还没有记忆,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。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。 


军大衣还真派上了用场


1987 年5 月,那场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,我和新华社记者王建民、解放军坦克四师作训参谋王永刚在河湾林场和军民奋战了4天4夜。临回来我登上了漠河-齐齐哈尔的列车。我一上车,就发现车厢里挤满了投亲的灾民,不时地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和老年人的呻吟声,那情景真好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似的,心里很沉重。我在列车上采访了列车员为灾民发送面包和菜汤、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大夫为灾民送医送药的情景。在采访中,我发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老太太抱着一个在大火中降生的婴儿,他们什么都没有从家里抢出来,唯一将孩子抱了出来。我马上找到车长汇报了这一情况。车长和餐车主任很快为产妇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外加两个荷包蛋,感动得一家人握着车长的手不知说啥好。列车长将孩子抱在怀里,亲如一家人……这些感人的镜头被我一一记录下来。


我看他们一家人穿得很单薄,顺手将我穿的一件新军大衣送上去说:“留在路上防寒用吧。”这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唯一的一件纪念品。在我从家里出来时,我爱人就对我说:“你看谁困难,就把大衣送给谁吧。”没想到,军大衣终于派上用场了。 


没能尊重老人家,我很愧疚 


1998 年4 月,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。在返回的列车上,我与《江城晚报》记者小车同行。上车后,一回头看见了身着黄色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,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。在交谈中,得知他是普陀寺92岁的老方丈,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100多岁的师父。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,便拿起相机拍了起来。突然,小车说:“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。”老方丈说:“你有什么病?红光满面的。”说完站了起来,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,戴在手上,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,右手两指按住脉穴,号起脉来。这时,看我手持相机,他顺口说:“别照啊!”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,下意识地举起相机,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,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,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。


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,心里很愧疚。有时心里很矛盾,不知道怎样才对。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,但有些镜头可遇而不可求,像这样的镜头,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。


在火车上拍好照片不容易 


在列车上拍片,既要克服光照低、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,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;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,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。1995 年盛夏,列车通过“火炉”武汉时,车厢里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,旅客严重超员。热得我浑身是汗,头发跟水洗过一样,T 恤衫全部湿透,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。那次终因流汗过多,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。


1991 年,一趟哈尔滨—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,座席底下、行李架上、厕所里、过道里挤满了人,我夹在人群里,挤也挤不过去,想出来也出不来,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,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,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。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,只能下车走,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,车就开了。我赶紧跑两步,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。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较低,身体还能保持垂直,等到出站后,车速快了,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,车门“咔啦”一声打开了,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,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,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,10多分钟站不起来。那是我摄影人生中遇到的最刻骨铭心的危险经历。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,乘下趟车走,我说不上不行呵!我的摄影包在车上,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。


这段历史不容忘怀 


回想起这么多年,风风雨雨过来了,是苦是甜我说不清楚,总觉得在摄影上感情投资太大,付出太多。我曾两次摔成肋骨骨折,三九天掉进冰冷的松花江,坐汽车扎进兴凯湖,又不小心滑倒将左腿胫骨摔成骨折,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,若不是影友长江和女儿把我救上岸边,恐怕早就没了性命。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可能沾了我名字的光,有福气。但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,不是金牌,也不是金钱,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,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摄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使我这颗挂满伤痕的心,得到了一丝甜甜的慰藉。


  在中国的版图上,铁路运营里程达6 万多公里,然而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一支香烟那么长。中国铁路的年人口流动量曾达10 亿多人次,买票难,乘车难的现实让人难以承受……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世纪末中国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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